比如某区的新商达案件，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立案当天，办案单位组织人员一天一夜抓了该公司六十三名工作人员，连打扫卫生的都没放过，全部刑事拘留，刑事拘留三日延长至三十日，加上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七日，需要在看守所羁押最长三十七日。提请逮捕到检察院后，符合批准逮捕条件的仅有十八人，其他人全部做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
检察院提出抗议，出具检察建议书，办案哪有这样办的？办案机关最起码应该有个初步判断，够不够犯罪心里应该有个数，不批捕率这么高，大部分做的都是无用功，浪费司法资源，明显构不成犯罪，你还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这是什么行为？把明显构不成刑事犯罪的人员关押几十天，会给他们造成什么影响？造成多大的伤害？办案单位心里就没个数吗？为了完成刑事拘留数字，就按人头数，不辨别，能行吗？滥用刑事强制措施危害极大，让法律失去公信力。
曾有个网络大V大放厥词，在公安机关侦查环节不适合“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只适合于法院审判阶段，这位仁兄号称法律界“顶流”，认为这是“宽进严出”，他没有考虑到公安一线办案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司法程序的“口”放宽了，会有多少人遭殃，能力差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办案人员个性执法也会造成选择性执法，例如同等条件下的两个女性犯罪嫌疑人，一个长的漂亮，一个长得丑恶，也会有完全不同的处理结果。莫逸信曾见过两名年轻办案人员在处理一起案件时，其中一人对同伴说：“那个女的长得挺漂亮，我相中了，下手轻一点。”这年轻孩子是什么办案逻辑。公安基层业务纷繁复杂，办案都是靠传、帮、带，什么样的师傅带出什么样的徒弟，基层业务能手少的可怜，大多师傅都是社会事务专家，带出来的徒弟也是老练世故，更不用说讲原则了，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没有熟人就没有社会，法制还是人制这都是古老话题了。莫逸信的第一任“师傅”，就有个外号叫“挡宝冠军”，个子不高，奸滑老到，刑侦大队副大队长，莫逸信刚入警，这副大队长带班，夏天每逢夜班他都带着莫逸信去辖区内河边溜圈，莫逸信刚开始不知道干什么，次数多了就知道，他专门找那些上半夜在河边晃悠的伴侣，带回去一问，不是夫妻，在谈情说爱，一般情况下都是一方有家庭或两方都有家庭，写检查，罚款少不了。他告诉莫逸信知不知道准确率为什么这么高，莫逸信不明所以，他就讲其中的关键点，看年龄，一般男女差别十岁以上，一抓一个准。莫逸信才恍然大悟。有一次，在大学附近抓了一对，是女老师和学生，不得不承认女老师漂亮，常规动作带回去写检查，要把过程写清楚，女老师哭哭啼啼求饶，莫逸信都看不过去。谁知后来还有变数，这副大队长实在忍受不了女老师的漂亮，缠来缠去双方各自离婚，重组了家庭。就这样莫逸信在煎熬中度过了见习期，也明白了，为什么其他年轻民警都不可以跟他一起值班，也都是过来人，这就是“师傅”。
有一次，莫逸信想通过视频监控调取嫌疑车辆的来往路线，就带了一名侦查员到市局新成立的情报中心查询视频卡口信息，情报中心在市局十五楼，莫逸信来到情报中心，有三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搞接待，莫逸信说明来意，其中一名男青年指着桌子上登记本说：“先登记上吧！”莫逸信亲自做了登记，那名年轻人说：“好了，你们走吧。”莫逸信有点懵，对那年轻人解释道：“我这案件有点着急，能不能现在给查一下？”那年轻人看了莫逸信一眼，不耐烦的说：“你没看前面还有几十条信息待查吗？排队。”莫逸信想想也是，无可奈何扭头走出房间，刚到门口，有一个人追了出来，叫住莫逸信，是另外一名男青年，莫逸信不明所以，那年轻人问：“你们的案件着急吗？”莫逸信点点头，那青年低声说：“买两条烟！”莫逸信一呆，以为听错了，问：“什么？”那年轻人又说：“两条中华烟！”莫逸信听明白了，我晕，敲竹杠敲到自己人头上来了，但他没表露出不满，对那年轻人说：“明白明白，稍等，马上来。”那年轻人很满意的点点头，莫逸信两人下楼，回到车上，直接回分局了，随来的侦查员不明白，问：“哥，不是买烟吗？”莫逸信说：“我干警察快十五年了，也没见过这项经费。算了不查了。”
办案人员的素质不但表现在侦查破案的“能”上，而且表现在对司法程序把握的“准”上，办案人员的“能”和“准”完美契合才能把法律公平的属性表现的更完美。
举个莫逸信亲眼所见的例子，真是让人啼笑皆非。专案组指挥部上午开案件进度汇报会，十一点开完，莫逸信拿着变更强制措施报告请指挥部法制组组长审批，是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措施期满转监视居住，前面好几个人在排队，都是要审批报告。法制组组长是市局法制支队长，在市局可是权威，没的说。
快轮到莫逸信了，前面有个其他办案组的同志拿了个报告交给法制组杨组长看，是一份监视居住转刑事拘留措施的呈请报告，杨组长一看内容，监视居住是六月份某日到期，这都八月份了，还没处理，这会才来审批变更强制措施报告，就对办案人说：“你这犯罪嫌疑人都超期羁押两个月了，咋回事？”
办案人说：“杨组长你看我这报告是六月份打的，那时候找你签字变更，你说等等再说，所以我就等等，后来又出差，谁知道耽误了两个月，当时你要是批了就没事！”
杨组长听了大怒，呵斥道：“这是超期羁押，违法了，我啥时候说让你等等？你有啥证据？”
只看那办案人不慌不忙，拿起报告指着第一页的审批栏，说：“杨组长别着急，你看这有你写的字，当时你正忙，就用铅笔写上去的。”
杨组长仔细一看，法制组审批栏上真有一行铅笔写的字，是“等等再说，杨，6.18。”莫逸信也趴上去看，很吃惊，这超期羁押可不是小事，这杨组长不应该这样糊涂啊！
只看杨组长瞬间肺都给气炸了，抓起材料扔在那人脸上，骂道：“滚滚滚！什么东西！让你们局长来找我。”那个办案人捡起报告，灰溜溜的走了。
轮到莫逸信了，他把报告递过去，杨组长接住，开始仔细看，嘴里还骂着：“这都是那找来办案人，赖到我头上了，我就是恶水缸，谁都想往我这儿倒恶水。”
莫逸信明白，这超期羁押两个月，六十天左右，从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第一天起算，每一天都需要有刑事法律文书伴随，差一天都不行，这平白多出的六十天该算到哪一块？刑事卷宗中没办法平白把这六十天抠出来不算数。那犯罪嫌疑人被多关押这么多天怎么算？不可能忽略不计。想想那著名的“吃饺子不蘸酱油进监狱事件”，失去公信力，社会就处在崩溃的边沿。
到法院这一块，当然是“无罪推定”，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要“严出”，充分保证他们的权利不受侵害。莫逸信曾跟一位区级法院法官聊一起涉黑恶犯罪案件，他说中级法院把主犯和从犯都交给他审理，这是给他制造麻烦。莫逸信有些不理解，这位法官是律师出身，有正义感，他给莫逸信解释，《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一）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涉黑恶犯罪的首犯，一般都在中院审理，从犯可以交由区法院审理，中院审理的起点刑期高，把首犯交给区法院审理，就是降低了起点刑期，这样区法院的主审法官审理案件就有难度，要把首犯和从犯的量刑放在一起衡量，最终是迫不得已普遍从轻。这都是套路，想达到某种目的可以从程序上做文章。不是每个当事人都精通法律，代理案件律师在法官面前，就如同小学生与研究生的区别，如何充分保证公正审判，不用说当事人，就是律师专业知识也有缺陷，这个责任就要落在主审法官身上，如果主审法官有利益屁股，那保证法律公平只是一句空话。
无论把握案件“进口”的侦查机关，或在最后环节定罪量刑把握“出口”的法院都应该依照“无罪推定”原则，整个程序“严进严出”，才可能减少冤假错案的产生，办案粗线条更不可取，防止打击面过大，精准执法才是硬道理。
董慧每次来专案组都换一身好看的衣服，要强的特点在她身上体现的较为明显，有机会就找话题跟莫逸信说话，希望探听一些案件的进展情况，她在欣山公司的三四百万元存款不是小数目，常跟莫逸信探讨一些法律问题，试图说明自己在欣山公司并没有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莫逸信就详细的跟她解释有关法律的规定。
莫逸信心里明白，董慧这么样亲近自己，主要目的是想暗地里通过自己从王盖赐那里拿回本金，这种事情在莫逸信这里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王盖赐手里有钱，早就归还客户了，不会拖到立案，被采取强制措施，戴上一副枷锁。
每个客户都想拿回来钱，前期还跟工作组、专案组的工作进展同步，一旦认为挽回损失希望渺小，就会变得不择手段。在工作组、专案组层面上，即使王盖赐筹集一些钱，也只能所有客户按比例分配，这是大原则。不能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