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去世后一年，歌德和克里斯蒂安娜·福尔皮乌斯结了婚。歌德从1789年起与她同居，两人生有一子：奥古斯特。
在埃尔富特（Erfurt）召开诸侯大会之际，拿破仑一世接见了歌德，并授予他荣誉军团勋章。
从1813年10月始，歌德把兴趣集中到了遥远的中国。他先后在图书馆借阅了10多种有关中国的书籍。其中有中国游记和中国哲学方面的着作。他通过英法文译本读了一些中国小说和诗歌，如《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今古奇观》等。他—直想把《好逑传》，写成一部长诗；读过《赵氏孤儿》之后，受到启发，他又计划写一部戏剧。1827年至1829年间，他便写了14首题名为《中德四季晨昏吟咏》的抒情诗，抒发了他对东方古国的憧憬。通过接触中国的文学作品，歌德从中看到人类共同的东西。他在同助手爱克曼的谈话中阐述了他对中国的理解：“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样；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更合乎道德……”他从中国文学谈到德国文学与法国文学，进而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一全新概念。他说：“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使它早日来临。”值得一提的是，20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另一思路也提出了“世界文学”这—概念。
1814年歌德到莱茵河和美因河地区旅行。1817年他开始写作“我的植物学研究的历史”，创办“谈自然科学，特别是形态学”杂志（直到1824年）。结成和矿物学家、植物学家施坦博格和音乐家菜尔特的友谊。
1832年3月22日11点半，星期四，歌德病逝。他的临终遗言是：“给我更多的灯吧！”这体现了他作为大文豪的乐观精神。3月26日葬于诸侯墓地。写作特点
歌德不仅善绘画，对自然科学有广泛研究，其创作囊括抒情诗、无韵体自由诗、组诗、长篇叙事诗、牧童诗、历史诗、历史剧、悲剧、诗剧、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教育小说、书信体小说和自传体诗歌、散文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最着名的是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诗体哲理悲剧《浮士德》（1774～1831）和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1775～1828）。《少年维特之烦恼》因反映了一代青年反封建的心声，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使歌德从此享有世界声音。《浮士德》取材于德国16世纪关于浮士德博士的传说，给以加工改造。是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先进人士不断探索、追求的艺术概括。悲剧不但结构宏伟，色彩斑斓，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手法为一体，且让主要人物浮士德和魔鬼靡菲斯特的整个思想言行都形成善与恶、行与情、成与败的辩证发展关系。[1]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歌德一生尤其是后期创作的辉煌成就，是同他对这一现实主义原则的恪守分不开的。歌德早年曾领导过狂韧突进运动，倾向于浪漫主义。但以后意识到当时浪漫主义的“病态”，转向古典主义。歌德所倡导的古典主义，实质上便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问题是歌德后期理论思考的一个焦点。在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歌德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称得上是一座里程碑，曾给予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以直接而有力的推动。兴起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显然受到过歌德文艺思想的深刻影响。[3]
他并不企图在作品中“体现某种抽象的东西”，而只是把自己从生活中获得的“感性的、生动的、可喜爱的、丰富多彩的”“印象”，“用艺术方式”进行加工，通过“生动的描绘”提供给人们。歌德在这里虽然没有指明“印象”的来源，但联系整段话的内容，不难理解，所谓“印象”，不是别的，而正是客观外界的现实生活在作家主观意识中的反映，而作家在社会实践中对客观生活的一种“观照”。因为他认为这才是文艺创作的真正的基础和根据。[3]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歌德在同爱克曼谈到《浮士德》的创作时，他一方面承认其中“没有哪一行诗不带着仔细深入研究世界与生活的明确标志”，另一方面他又说道：“我如果不先凭预感把世界放在内心里，我就会视而不见，……我们周围有光也有颜色，但是我们的眼里如果没有光和颜色，也就看不到外面的光和颜色了”。他所说的“预感”以及眼里的“光和颜色”，即是指作家能动地感应和预测生活的心理条件，或者说是创作主体所应具备的一种宏阔、灵劲、富有张力的心理形式。从这里可以读出这样一层意思：文学创作者对特定外界事物的感受与把握，依赖于相应的主体条件，如不具备这方面条件，客观存在的事物即使再有意义也不会成为他的对象，因而也不能引发他的创作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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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影响
《浮士德》作品跟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并列为欧洲文学的四大古典名着，《威廉·迈斯特》分《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两部。[1]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歌德对世界文学影响巨大。他的作品被翻译成48种语言，是各国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歌德通晓多种语言，熟悉欧洲国家各历史时代的文学作品和形式，他翻译、戏仿或用这些作品的风格写作。《浮士德》简直是欧洲文学传统的汇集。歌德还对世界各地的民歌有着浓厚的兴趣，积极搜集欧洲主流之外的作品。他参与“世界文学”的最突出的例子是两本诗集《西东诗集》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前者受波斯诗人哈菲兹影响，后者受中国戏剧和小说影响。歌德希望借文化了解来提高宽容度，他的“世界文学”应该称之为“跨文化交流”，指一系列的全球对话和交换。在这些对话和交换中，不同文化的共性日趋明显，个性却也并未被抹杀。歌德通过广泛的学术阅读、文本翻译来了解世界上各种文化的观点，并宽容地对待这些观点，平静地接受或忽略它们。歌德赞同康德艺术和科学相互启发的观点。他的科学实践以及“世界文学”实践都是为了寻找一切生命体在不同中体现出的统一和和谐。[5]
歌德作品传入中国大概是在戊戌前后。1922年，郭沫若全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正式出版，其后他又陆续译出《浮士德》。值得一提的是，歌德的作品对中国启蒙运动发挥过积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德文化交流的发展，歌德及其作品像一颗闪烁的明星，在中国放射出愈加灿烂的光芒。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汇集中国三代歌德研究者和翻译家学术成果的十卷本《歌德文集》，成为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事。20世纪30年代《浮士德》已走进大学课堂，在有的学校开设的“西洋名着选读”课上被研读。到抗战爆发前夕，短短十几年，歌德的主要作品除《威廉·曼斯特的漫游时代》和《亲和力》两部长篇未译外，几乎全有了中文译本。歌德在中国的流行程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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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价
恩格斯说过：“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恩格斯甚至曾经把歌德和黑格尔并提，给予高度的评价，称“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3]
哲学家黑格尔对歌德的思路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他准确地指出，“歌德的初始现象并不已经意味着一种理念，而是意味着一种精神——感性的本质，在纯粹的本质概念和感性世界的偶然现象之间进行调和。”[7]
人物思想
他认为艺术家应该表现自己熟悉的生活。歌德宏观地审视了人类的文学创作，得出“整个世界都是他的题材”，“真实的题材没有不可以入诗或非诗性的”结论。但他同时看到，就每一位作家的具体创作活动而言，又必然会有其特定的选材范围：任何作家要想获得创作的成功，在选材方面必须力戒旁驰博骛，而要以自己的生活实践为基础，着眼于那些为自己所熟悉从而有能力驾驭的生活现象。[4]
其次，歌德指出，作家在感受体验生活的基础上进入创作过程，应当从对生活中个别事物的把握开始。他认为，对于个别事物的把握和描述是文学艺术的生命所在。所谓个别事物，在歌德看来，既包括现实生活中的个别人物、事件、情境，也包括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某种传说、故事等。歌德要求作家把对生活中个别事物的把握作为创作过程的起点，是对传统的文学创作思想的一个重大突破，在西方文论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4]
歌德生活的时代，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张扬自由、表现个性的呼声与传统的文学观念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歌德基于自己对文学特征的深刻体会，沿着前人的方向继续探索，终于在创作理论上完成了从“类型说”到“个别说”的转换，转换的重要标志，便是从个别出发的创作主张的提出。歌德从理论上对“类型说”给予了有力的否定。这里所传达的基本精神，同样贯穿在歌德的其他不少言论中。[4]
在歌德生活的中晚期，即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德国，以至整个西欧和俄国，弥漫着一股消极浪漫主义的逆流。不少人鼓吹艺术必须从诗人的内心世界出发，拒绝接近生活和反映生活。面对这股极其有害的文艺思潮，歌德独立不移，力挽狂澜，表现出对现实主义原则的坚信。他说：“我和整个时代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的时代全在主观倾向笼罩之下，而我努力接近的却是客观世界。”他把那些与世隔绝，沉湎于冥思苦索，向壁虚沟的诗人称为“主观诗人”，认为他们不配称为真正的诗人。他深刻地指出：“要是他只能表达他自己的那一点主观情绪，他还算不上什么；但是一旦掌握住世界而且能把它表达出来，他就是一个诗人了。此后他就有写不尽的材料；而且能写出经常是新鲜的东西。至于主观诗人，却很快就把他的内心生活的那一点材料用完，而且终于陷入习套作风了。”在当时消极浪漫主义的浪潮中，与歌德交谊甚笃的席勒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以至两人在文艺观上发生了分歧。歌德指出：“我主张诗应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认为这种创作方法才可取。但是席勒却用完全主观的方法去写作，认为只有他那种方法才是正确的。”“我不免想，席勒对哲学的倾向损害了他的诗，因为这种倾向使他把观念看得高于一切自然，甚至消灭了自然。”歌德在这里明确指出的“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正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而那种“用完全主观的方法去写作”，“把观念看得高于一切自然，甚至消灭了自然”的创作倾向，则是同这一原则相违背的。[3]
基于对文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正确而深刻的理解，歌德总是一再告诫作家“要面向现实”，善于到浩瀚无际的生活海洋中去汲取创作的素材。歌德认为，生活中到处有诗，关键在于作家是否善于不懈地去探求和发现。“不要说现实生活没有诗意。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必须由现实生活提供做诗的动机，这就是要表现的要点，也就是诗的真正核心。”他嘱咐爱克曼：“我只劝你坚持不懈，牢牢地抓住现实生活。”从上述基本思想出发，歌德把真实性看作是现实主义文艺的首要的审美特性，是现实主义作家所应遵循的首要准则和追求的首要目标。他说：“对天才所提出的头一个和末一个要求都是：爱真实。”“对艺术家提出的最高要求就是：他应该遵守自然，研究自然，摹仿自然，并且应该创造出一种毕肖自然的作品。”[3]
歌德指出：“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所谓“合智”，是指艺术家的感情、思想、智慧、秉性、意志、愿望等等，即艺术家主观的心灵世界。艺术家在对人世间提供的材料进行艺术加工的过程中，必然“灌注”着自己的主观意识。真正的艺术，“它是一件精神创作，其中部分和整体都是从同一个精神熔炉中熔铸出来的，是由一种生命气息吹嘘过的。”艺术作品中的一切都是艺术家用自己的生命的乳汁哺育起来的。歌德指出，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所写的人物都显出那位伟大诗人的高尚心灵”，“莎士比亚所写的剧本全是吐自衷曲……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从他的剧本中我们可以学会懂得人类的思想感情。”歌德自己的创作也同样如此。在谈到创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体验时，歌德说：“我像鹊鹏一样，是用自己的心血把那部作品哺育出来的。其中有大量的出自我自己心胸中的东西，大量的感情和思想，足够写一部比此书长十倍的长篇小说。”关于《浮士德》这部代表作，他说：“不仅主角浮士德的阴郁的、无膺的企图，就连那恶魔的鄙夷态度和辛辣讽刺，都代表着我自己性格的组成部分。”歌德甚至称《塔索》“这部剧本是我的骨头中的一根骨头，我的肉中的一块肉。”正是由于艺术家的生气灌注，使主观心灵与客观生活相融合，才能使艺术作品成为一种“第二自然。”[3]
再次，艺术要服从“较高的意旨”。所谓“较高的意旨”，是指人作为社会的人所特有的意旨，也就是道德的意旨。歌德所理解的道德不是狭义的，而是指显示人的精神实质或社会性的，它和单纯的自然是对立的。他指出：“现实的东西如果没有道德的关系，我们就把它叫做平凡的东西。”“造形艺术所涉及的是可以眼见的东西，是自然的东西的外在现象。纯然自然的东西只要同时是在道德上使人喜爱的，就叫做纯朴的，所以纯朴的对象才是艺术领域的。”又说：“艺术应该是自然的东西的道德表现。同时涉及自然和道德两方面的对象才是最适宜于艺术的。”歌德认为艺术家从事创作应具有伟大的人格。优秀的艺术家，“他们是凭着自己的伟大人格去看待自然的。”然而，“我们的守旧派艺术家们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凭着人格的软弱和艺术上的无能去摹仿自然，自以为做出了成绩。其实他们比自然还低下。谁要想作出伟大的作品，他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文化教养，才可以像希腊人一样，把很繁琐的实际自然提高到他自己的精神的高度，把自然现象中由于内在弱点或外力阻碍而仅有某种趋向的东西实现出来。”在歌德看来，希腊艺术家们纵使在刻划动物时，也能够达到“不仅妙肖自然，而且超越了自然”的境地，便是由于他们能“把很繁琐的实际自然提高到他自己的精神的高度”。可见，“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什么样的作品。”[3]
总之，歌德关于艺术家既是自然的奴隶，又是自然的主宰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艺术创作中主观和客观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既反对了消极浪漫主义，又同自然主义划清了界限。这是歌德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精髓所在，是他对现实主义理论发展作出的卓越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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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轶事
歌德的语言有时不得不让人钦佩。话说一次歌德在公园里散步，在一条仅能让一个人通行的小路上和一位批评家相遇了。“我从来不给蠢货让路，”批评家说。“我恰好相反！”歌德说完，笑着退到了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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