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的皇宫深处，皇帝们终日惶恐不安，害怕自家将领效仿开国先祖赵匡胤的陈桥兵变，篡夺皇位。于是，他们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削弱武将权力的策略，如兵将分离、频繁调动军队，这虽有效防止了内部兵变，却导致兵力分散、训练不足，军费开支却日益膨胀。与此同时，朝廷又构建了一座庞大而复杂的文官体系，官多不办事的现象蔚然成风。加上皇帝们的奢靡风气，沉迷于吉祥征兆、封禅大典，大肆修建豪华宫殿，却未能刺激民间消费增长，反而催生了冗官、冗兵、冗费这三大顽疾，使帝国经济日渐衰败。
年轻有为的宋神宗决定力挽狂澜，启动了王安石主持的激进变法运动。变法的核心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推行富国政策，通过国家深度介入经济活动，以实现财政增收；二是实施强兵计划，重整军队结构，提升军事实力；三是改革科举制度和太学管理，选拔更具才干的官员进入官僚阶层。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变法虽好，但执行层面却如蛀虫蚀木，良策变成了劣政。各级官吏阳奉阴违，层层加码盘剥，变法初衷扭曲变形。
最终，国库虽然充盈起来，但普通民众的生活却日益艰辛。一些有识之士痛斥变法带来的种种弊端，而另一些从中受益者则竭力维护变法成果。随着皇位传承的变化，政策立场也摇摆不定，朝廷内部由此分化为新党和旧党两大阵营。原本围绕变法展开的政治斗争，逐渐演变为一场暴露人性贪婪与伪善的深层次较量，使得朝廷内外的争论焦点偏离了变法初衷，向着更深的道德泥潭滑落而去。
北宋年间，一场新旧党派之争犹如暗流涌动，其中几桩着名的诗案，恰恰是这场政治博弈的产物。首当其冲的，便是震动朝野的“乌台诗案”。
苏轼，作为旧党的代表性人物，在变法浪潮席卷而来之时，自然而然成为新党眼中钉，仕途步步坎坷，官职一路下滑，流放的脚步渐行渐远。这一次，他接到调任湖州的任命，按惯例需写下一篇恭顺感激的奏疏，就像被迫向无情的权力低头，哪怕遭受打击也要表露忠诚。
苏东坡素来以直言不讳闻名，他在奏疏的结尾处添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语：
“皇上深知我愚钝不合时宜，难以追随新贵的步伐；也体察我老迈不生事端，或许能够妥善治理一方百姓。”
这短短一行字，却给他带来了致命的危机。
所谓的“小辫子”，正是四个字——“新进”和“生事”。新党鹰犬们立即嗅出了其中的刺鼻气息：“新进”二字在他们看来，无疑是对新党势力的嘲讽和蔑视；而“生事”一词，则被视为苏轼对新党执政理念与措施的辛辣讽刺，暗指他们在政务上的胡乱折腾。
就在那一刻，苏轼的人生陡然跌入谷底，锒铛入狱，家中搜出的诸多诗词作品，无一不成为指向他“罪状”的铁证。要知道，苏东坡可是当时诗坛的一颗璀璨巨星，其作品流传之广，几乎是无人不晓，无人不爱。如今这些诗歌竟成为一张张致命的罪状，铺天盖地地砸向他。
不仅如此，苏轼与众多朝廷官员、江湖文人有着密切的诗词唱和和书信交往，这一波审查下来，牵连甚广，以至于整个大宋的文化圈都仿佛被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漩涡，几乎就要因为苏轼一人而动荡不安。这就是史上赫赫有名的乌台诗案。
案情发酵到连神宗皇帝也无法坐视不理的地步，原因并非皇帝心疼苏轼所受的苦难，而是由于牵连人数众多，朝廷官员被一一调查，导致朝堂之上一时竟出现空缺，几乎无人正常办公！
为尽快平息风波，案件不得不草草结案。苏轼在历经长达半年的无妄之灾后，终于得以离开囹圄，却被贬谪至黄州担任团练副使。受此案牵连的官员等级跨度极大，上至皇家驸马，下至文坛巨擘司马光、才子秦观以及其弟苏辙等，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
苏轼并未因此消沉，反倒是怀着一颗旷达之心抵达黄州。在那里，他不仅为自己赢得了永载史册的雅号——东坡居士，更是在平凡生活中创造出了人间美味——东坡肉，这两件事至今仍被世人津津乐道，传为美谈。
十年光阴流转，历史仿佛一位善变的魔术师，在不经意间揭开了一场惊天逆转的帷幕。这一回，昔日的新党势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清算，取而代之的是一股蛰伏已久的旧党力量，他们伺机而动，誓要颠覆乾坤。
曾几何时，英明激进的宋神宗力推新政，然而天不假年，其宏图壮志未竟便驾鹤西去，留下了年仅十龄的哲宗幼主临朝。稚子难当国，朝廷大权悄然落入睿智而威严的高太皇太后手中，这位垂帘听政的老太太一出手便翻云覆雨，果断召回了旧党的灵魂人物司马光。
随着旧党重返权力中心，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清算行动拉开序幕，首当其冲的便是新党内的铁腕人物蔡确。此人虽位列王安石之后，位居新党第二把交椅，却因其精于权谋、投机钻营、踩踏同僚、乃至构陷忠良而声名狼藉，连王安石本人亦对其有所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