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一个人杵在原地，一动不动，甚至做出了愤怒的表情。
他就是我的二郎李世民，一个不按常规出牌的人。
我也愤怒了。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缺谁都不行，因此我不喜欢在关键时刻还念念叨叨的人，即使是我最欣赏的二子李世民也不例外。
“有什么事儿，回到太原再辩论，看看现在大家都去动员大军返回了，你还像六月的火炉，谁还凑和你？”
这是我第一次训斥李世民，我希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可是，李世民表现出了异常的冷静：“打死我，我也要说，我必须说，我不能拿几万人的性命开玩笑，我们不能再走回头路，何况是暴风骤雨的天气，我们回去就好像穿高跟鞋跑步，想快也快不了，何不等着雨停了，再寻找战机，争取主动，方能做到其乐无穷。”
果然，真理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此次更少，仅此李世民一人而已。
奔五的我，真的老了。
经李世民据理力争，我慢慢总结出了返回太原的各种最坏结果：六月起兵，七月首胜，士兵们正在雄赳赳气昂昂，如果走回去太原，对于士兵来说，简直是蒙在鼓里听打雷，分不清东南西北，那就出现一个我最
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一哄而散。
我差点把自己弄成了一个被人讥笑的愚人，不错的是，改正了就是好同志。
快！大军赶快回来。这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转得太快，搞得我自己都觉得脸上滚烫滚烫的，不过我那张老树皮脸，你休想看到一片绯红百里杜鹃的美景。
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了，七月二十八日，太原的粮草恰到好处地运到了我的驻地。
更加亢奋的是，八月一日，雨过天晴，老天爷，你实在对我太好了，我如果是个女人的话，你要我做什么都愿意。
太阳出来啰喂，喜洋洋啰啷啰。
八月二日，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晒太阳。
但有一点很重要，必须下基层，协助士兵们把衣物烘干，把干粮带足，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我成了他们的精神领袖；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我无疑是他们的长辈，我可不想做眼睛长在头顶上，光看上，不看下的无耻小人。
于是乎，军营内外，一群群光着膀子的男人们完全没有了往日的拘束，当然也包括我自己一个人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雨过天晴，时时活像千斤顶。
八月三日，衣服干了，脸变黑了，腿不酸了，一口气从东南山底抄小路跑到宋老生所驻守的
霍邑，不费劲儿。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而我们走的是小路，实际上是打预防针，就怕宋老生那老鬼在大路设埋伏，如果中了他的圈套，也够喝一壶的。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这是虚惊一场，也许是我太小心了，或者说太多疑了，但是人们不是常说了，粗心大意失荆州，小心驶得万年船吗？
小路连个鬼影都没有，大路更不消说了，简直就是上班时间出来赶马车，畅通无阻。
我暗暗庆幸，宋老生那老鬼还是有几分害怕的，不会想到什么幺蛾子的事儿来，想去想来，宋老生这等货色也就连帮我提鞋拿包的资格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