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大学的学监办公室里。
欧姆的著作《电流的计算》被平铺在办公桌上，亚瑟的面前则堆着高高的一叠稿纸，他的手中捏着羽毛笔，时而在稿纸上写下几行字，时而又抬起头端详《电流的计算》两眼。
为了能够不被高斯和韦伯等人抓壮丁，亚瑟只能尽可能地给自己找点差事做。
而把《电流的计算》翻译成英文版就是一个相当合理的借口，这份工作不仅能够帮助他阻挡高斯和韦伯，还能增长他在学术界的声誉，并且堵住那群觉得他学术经历不足的家伙的口。
虽然大部分德意志都认为与教授打交道要比与警察打交道容易得多，但是对于亚瑟来说，还是后者比较轻松。
至少在苏格兰场的时候，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亚瑟的解题思路向来很多，而且答案向来也不是固定的。
但是在哥廷根大学，高斯动不动抛出的几何问题，亚瑟甚至连题干都得理解半天。
比如说，前几天高斯在进行大地测量工作的时候，他忽然萌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真实的吗？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欧几里得几何空间当中吗？
高斯被自己的这个想法惊出了一身冷汗，为了验证这个猜想，高斯便设计了一个实验，他试图通过测量三座山丘顶点之间的角度来检验欧几里得几何是否适用于地球表面。
众所周知，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一个三角形的内角和总是等于180度。
但是高斯却假设：如果地球表面空间不是平坦的，而是具有曲率的表面，那么在测量较大区域内的三角形时，其内角和可能不会等于180度。
而高斯最后的测量工作显示，三个山丘之间的角度总和确实不是180度，但是与180度相差的并不多。这也算是给高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因为他觉得那点误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属于可以容忍的误差范畴。
因此，高斯认为：我们所生活的空间确实是一个标准的欧几里得几何空间。
当亚瑟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颇有一种虽然我看不懂，但是我依然大受震撼的感觉。
而等到高斯询问亚瑟有什么看法时，亚瑟碍于面子，于是便随口来了一句：“三座山丘之间的距离虽然不短，但是如果把这个距离放大到地球尺度，那就实在是太渺小了。如果我们能够测量出天上两颗星星与地球之间的角度是否为180度，那实验结果应该就足够精准了。”
本来高斯就是随口一问，亚瑟也就是随口一说。
但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高斯却被亚瑟的随口一说给问住了。
这位享誉欧洲的大学者先是捏着下巴沉思了片刻，随后猛地一拍手，转身便直奔哥廷根大学的天文台去了。
虽然亚瑟不知道高斯到底想到了什么，但是至少自从两人那次对话以后，高斯除了以天文台长的身份要求亚瑟给天文台新增一台目前最先进的天文望远镜以外，就再也没有来找过他了。
对于这个结果，学监阁下非常满意，而他貌似也在无意中发现了打发这帮大学者的奥秘——给他们出难题。
只要提出一个问题，就能让这帮大学者消失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这世上还有比这更经济实惠的交易吗？
至于购置最先进的天文望远镜，这个项目虽然花费不少，但是亚瑟相信，只要把高斯的名字和预算申请一起报上去，汉诺威王国的文化教育部肯定会认真考虑的。
而在解决了高斯等自然哲学教授以后，像是赫尔巴特和达尔曼这样的人文社科类的学者就好打发多了。
达尔曼教授作为与亚瑟一样的制宪改革顾问，来找他基本是为了谈论制宪问题。而在警务改革方面，亚瑟这个前苏格兰场高级警官能聊的问题就非常多了。
不论是行政编制、职权范围、司法流程还是历史文件，亚瑟都可以条理清晰的给达尔曼教授条条列举，甚至他还可以时不时拿出邻国法兰西的经验举例。
或许在自然哲学领域，亚瑟只不过是猪鼻子插大葱，但是在警务司法领域，能比这位约克猪倌更有发言权的，哪怕放眼全欧洲都没有几个。
毕竟他实实在在的参与编写了苏格兰场目前仍在执行的《大伦敦警察厅警察管理条例》《巡逻与秩序维护手册》《案件记录与管理指南》《拘捕与审讯手册》《警务近身格斗讲义》等等一系列内部手册。
而在亚瑟击败巴黎剑圣弗朗索瓦·伯特兰的那场决斗后，他甚至还受邀参与了英国陆军最新版《刺刀操典》的编写工作。
总而言之一句话，虽然才24岁，但亚瑟·黑斯廷斯爵士绝对是个如假包换的老条子了。
至于学监助理、哲学院的院长约翰·赫尔巴特教授，他显然比达尔曼教授更好打发。
在这些天当中，达尔曼除了请求亚瑟按照往常的惯例：在新学期正式开始前，给学生们写一篇开学前的劝学文章以外，便再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了。
不止如此，这位向来不苟言笑、颇有些古板的德意志老派教授，甚至还在私下里鲜有的高度评价了亚瑟写下的《送施腾达尔的俾斯麦》。
赫尔巴特认为，这篇文章虽然文字朴实，但却写出了真情实感、感人至深，而且还突出了劝学的主旨，没有为纯净的校园牵扯上当下激烈的政治纠纷。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话，赫尔巴特真的很难认为这篇文章会出自一个24岁的年轻人之手。
即便是他这样从事教育多年的教授，都未必能写出这样直击心灵的独白。
就这样，亚瑟在到任哥廷根大学一个月的时间内，莫名其妙的搞定了高斯，让达尔曼和赫尔巴特对他大加赞赏，还替学校争取到了不少设备更新预算，迅速稳住了学校的教授圈子。
而在学生方面，由于他放松了对学生社团的控制，并且有意无意的向外泄露了汉诺威王国正在准备通过一部自由主义宪法的消息。原本激愤的学生情绪不仅大为缓和，甚至有人还主动拥护起了这位与他们年龄相仿的新学监。
当然，在学生们转变观念的过程中，哥廷根大学的老学长海因里希·海涅先生也出了一份大力。海涅先生在亚瑟到任哥廷根大学之后，立刻在巴黎的《立宪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德意志各邦自由运动的社评。
在那篇名为《自由主义在德意志：汉诺威王国的壮举》的社论中，海涅不仅高度评价了英国及汉诺威国王威廉四世决意在汉诺威通过一部自由主义宪法的行为，并且还详细解读了尊敬的亚瑟·黑斯廷斯爵士出任哥廷根大学学监的重大意义。
这让一向视海涅为精神领袖的哥廷根学生们士气大振，并且想当然的把新学监看成了他们的自己人。